The Taste of Others - books

在一座島嶼中間

noreply@blogspirit.com () — Sun, 12 Mar 2006 13:40:00 +0900

許多年前，夢裡常回到千里外那多雨燠熱的故鄉。那樹林，交錯的光和影，風中沙沙作響的滾動的落葉，泛著光水淺清澈冰涼的小水溝，多游魚──許多年後在此間水族館裡發現泰半大概都是當地的特有種。尤其是馬來半島特有的凶悍艷麗的短尾鬥魚，在我異鄉的夢裡巡游了許多年，頻繁到說出來會令人恥笑的程度。那時二十出頭，關在沈悶多塵埃的都市狹仄不通風的學生宿舍，茫茫然不知未來該走甚麼路，其實連夢都不敢想。

奇怪的是，多年不再做類似的夢了。是年歲吧，不太做那麼有感情、童稚的夢了。甚至不常記得做過的夢──建忘延伸到夢的領域？也因為遷延，漸漸遠離終究適應不良的都市，一步步移向這座島的中心（“地理中心碑”就在鎮郊），到這小鎮，一待也進入第十個年頭了。多年來好多人都問我何以不選擇其他地方（尤其是所謂的北部“名校”），機會並不是沒有，但那其實意義不大。即使換了學校，工作還是一樣的工作（都是製造“桃李”，誤人子弟），只會更辛苦不會更輕鬆（眾所週知，“名校”有嚴重的業績壓力，為了維繫它得來不易的名聲。當然，它也因此擁有更多資源）。而且務實一點盤算，城市生活的開支只會更多，人際關係也會更複雜。況且我也不要求甚麼國際名聲，出國鍍金鑲鑽石等。我需要的是時間和自由，──或嘲謔一點，陽光、空氣和水──以便做一點想做且能做的無益之事。否則日子一天天過去，總有一天會驚恐的發現時間已經用完了。這該算是淡泊吧？

這被群山包圍的盆地小鎮埔里，其實和我出生成長的小鎮居鑾（Kluang）頗為類似──那也是個盆地，只是山沒那麼多重，但週遭一樣多丘陵地，覆蓋著次生林，或經濟作物。多霧，多日照，人口稀疏。

十年前一個偶然的機緣讓我來到這裡。那時新婚不久，在台灣補請師友，聯繫一位多年前大學時代的老師，他人沒來，倒是客氣的回了封信（更多的大學時代的老師是置之不理，大概對紅色炸彈深惡痛絕。但不寄又怕得罪），說已畫好一幅畫要給我們當賀禮云云。那時在唸博士班，需要工作，遂給幾間新成立的大學寄履歷，不料剛成立的暨大中文所有回應，正是那位昔日的老師，原來又是他到此地“創設系所”（台灣中南部國立大學的相關系所，一般都由北部幾間老國立大學“繁殖”而來──派一位資深教授去創設，不免帶去若干忠心的弟子門生，及衍生出相關的人情，同時製造出頗具勢力的學閥）。經過一番波折（主要是等待確認，譬如關鍵的聘書），我們就把全部家當（包括一輛畢業離境的兄長送的原本要報廢的破機車）搬進這小山城，匆匆住進打鐵街附近窄巷育樂路的房子裡。巷子窄到車子進不去，兩對戶人家各自停了機車腳踏車，放了納涼的竹椅後，就只剩一條散發著臭味的小水溝的闊度。屋內幾乎照不到太陽，如此的迫仄，被鄰居干擾也是必然的事。

剛開始根本找不到學校。問了方向，騎著那台聲音沈悶、吐著臭煙，逢雨必死火的破野狼（後來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因暴斃而被棄置於龍潭暗巷裡）依著大指標（那時標示不清）在中潭公路上往返兩三趟都沒有發現學校的所在。原來那時入口新開了路，整片山坡剝了皮似的紅土裸露，部份在植草，圍網做擋土牆，難以形容的猙獰，竟沒想到那即是我苦尋不著的工作地點。原是一片台糖的牧場，一座台地，滿覆牧草，放牧著肉牛。破野狼確是噴了許多煙才走上去，寥寥幾棟建築，行政大樓，教室，學生宿舍，及我那時還沒資格申請的老師宿舍。

第一份正職，終於有第一份固定的薪水，身份也由學生轉為外聘，29歲了，發胖，掉髮。兩年的講師，終究被淌進學院政治的混水，痛苦不堪，一言難盡。譬如終於理解年輕學者的銳氣和雄心是如何被磨蝕掉的；沒有才能而有野心的人佔據了權力的位子會做些甚麼事（據說賀爾蒙的分泌也會跟著改變）……而我那位資質絕佳（據說身懷書畫絕技）、古典訓練完備的老師，也充份顯露出他人格上及行政上的種種闕失──過份的大家長氣息，權謀，喜小朝廷。殘存的敬意及師生之誼，兩年內也幾乎消耗殆盡。但我畢竟該感激他（不論是無心還是有意的扶助），因彼時已鮮少學校聘用博士生為專任講師，因為量產的博士早已滿街跑。甚至我之被延攬，也有兩種說法。一是後來從旁人那裡聽到的，他是借我來保送他的一位同時聘為專任教師但只具有碩士學位的學生（此姝確實資質頗佳，傳統訓練也完整），他那時要求我需辨妥博士候選人資格證明；而（傳聞）他在教評會上推薦我的說詞即為另一種說法──那時我剛獲中國時報文學獎不久，出版了一本小說，發表了幾篇論文──“在座有哪位博士班還沒畢業就有這樣的成績？”也許兩種說法都成立，畢竟二者並不衝突，聘我不過是順水推舟，一舉兩得，或數得。

我也明確知道（有一陣子經常有不得不去的飯局，聊大小事）他鄙視資質與學問平庸之輩（這種人到處都是，且往往不知自量），只要是聰明人，即使那是敵人也抱有幾分惋惜的敬意。但我也惋惜他可惜太膽小，或受限於中文系窄仄的訓練，並沒有善用他的資質和學養，開啟有力的論說。我的另一位老師，他的同輩，曾多次讚嘆他的聰明和學問，認為他是同輩中文學界最聰明的兩個人之一。最愛舉這麼一個例子──後來貴為中研院院士及普遍被學界唾棄的那位綠朝新貴中國上古史專家，年輕時與他為鄰，因不黯上古文字，時時抱著上古文獻敲門請益，他也不需工具書，就地解說，傳為佳話。

猶記大學時代，此君以口才佳頭腦清楚學識淵博而普受“桃李”（大部份都是朽木吧）仰慕不已。而有一回我私下問他專長領域，他臉露忍著一半的笑意，慢條斯理的從上古文獻屈指數到清代，我也忘了其時他有限的、帶著粉筆灰的手指有沒有重複使用；另一回我拿著一本台北文化狂人李敖的《千秋評論》“王國維之死”專號，他無聊的翻翻，竟拿去揮打教室裡紛飛的台大蚊子，然後說了個故事。他說多年前他唸研究所剛搬進台大男生宿舍，有一個人剛打包搬走，那個人就是李某。還說李敖很聰明，“和我差不多。”我也覺得這並非虛言，先天的稟賦就像是上帝擲的骰子。

只可惜終於消耗於各式各樣的自我內耗，尤其是性格上的扭曲。是因為有著不為人知的精神分析意義上的身世的創傷?還是偏安戒嚴體制下的老中文系早已患病──是癥候也是病院──消耗了良材？而問題或許也不僅僅是流亡者的文化守夜終成“乾嘉餘孽”？這都有待社會病理學家研究。

大概真的“涉世未深”，總是不解，不是教育的場所嗎？為甚麼那麼多人都對權力看不開，視學界如政界。必須經過幾年的紛擾與角力，“權力平衡”後，方能漸漸平靜下來。

3個月後搬到明德路，兩層的排樓，養貓三隻；又一年搬到隆生路，埔里盆地邊郊，半座三合院，妻最愛的荒廢老宅；父亡於故鄉，生子一，輕度腦溢血。年餘，搬虎山，台灣地理中心旁。遇大地震，幸房子堅固。貓失其一，流亡北部半年，生女一。遷學校宿舍，貓又失其一，住3年。遷牛尾，盆地另一處邊郊的大農舍，迄今又近兩年，老貓失其一，又失一黑貓。新養小貓三隻，小雞三隻，烏龜二。

住在這樣的地方，多少有點隱居的感覺，至少遠離多交際應酬的大都會。往來的文壇朋友並不多，外頭的活動能不去就不去，恪行一動不如一靜。無疑我是此間文壇的邊緣人。就這點而言，和兩位來自熱帶的同鄉小說前輩倒是一脈相承。

小鎮，甚至這個縣，當然不乏寫作者。此地文史工作者、地方藝術家也並不少，但我只有剛來的那兩年被拉去應酬，此後多年皆無往來。畢竟應酬只是浪費時間，一如我和學校的同事在諸多事情後再也沒有私人的往來。我也自認是個客人，並不屬於任何在地的群體。雖被譽為全台“最宜人居”處，有最好的水、空氣和陽光，但並不是個文化積累豐厚的地方。

雖然部份台地有石器時代的遺跡出土，但畢竟是上古遺跡。此地的開發還是日據時代以來的事，不過百年。出生於埔里殷實之家的日據時代作家巫永福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1913年我出生於日治台中州能高郡埔里社街八十五番地，清朝時代稱為大埔城東門，即今之南投縣埔里鎮東門里，台灣公路局埔里總站後面的小巷內。”（《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台北：望春風，2003：12）那地方搭公車離開埔里總會經過，如今已破落不堪。巫氏家族的產業當然不會侷限於此一隅。他出生時，距日本殖民台灣（始於1895）不到20年，那時埔里正緩慢的開發中。巫氏的回憶錄告訴我們，自其曾祖發跡於魚池（埔里鄰鄉，因其曾祖大宅之護城濠溝而得名），父親經商發跡於埔里，但他們生活的年代，基本上是在獵人頭的陰影裡──“母親……往東門外十一份、水頭、枇杷城原始林，撿柴回家自用，此地與住內大林、過坑的布農人較近，埔里人稱其為南蕃，常在十一份、水頭仔、枇杷城出草殺人，埔里人備受威脅。另在北門城外蜈蚣崙庄、對面眉原社住有泰雅族人，埔里人稱之為北蕃，常在對面的蜈蚣崙庄、大湳庄、守城份、虎仔耳庄出草殺人，埔里人備受威脅。為防蕃害，大埔城埔里街周圍建有大濠溝，並種刺竹為城，設東西南北門，各門設吊橋，定早時6點放下，下午5點收橋。”（《我的風霜歲月》19）文中所述的南蕃北蕃出沒處，我都住過，暨大及其週邊應係前者（南蕃舊獵場）；現在的居處比大湳守城還更郊外些，屬昔之北蕃出沒處。──那時的埔里比現在小得多，或者說，屬於原住民的部份多一些。這裡臨近中央山脈，一直延伸到花蓮宜蘭山區，都是原住民的大本營。自日本據台之後，漢人的武力抗爭之外，從1897年迄1930年爆發霧社事件止，泰雅族原住民的抗爭一直延續著。而霧社正離這兒不遠，海拔較高，確實涼爽多霧。住虎山期間，夜裡常享受霧社吹來的陣陣帶著霧氣的沁人涼風。經過50年的日治，原住民基本上遠遠的退到山上去了。少數住在鎮上的，也融入了漢人的現代社區。

霧社事件讓6個武力抗日的泰雅族部落幾遭滅族之痛，倖存者被遷於附近的川中島（國民黨來台後改名清流部落）監控安置，立餘生紀念碑一座。餘生兩字，簡勁直接而哀傷，堪稱神來之筆。令人想起大陸小說家李銳的長篇《舊址》，一個繁盛富裕的大家族被大革命摧殘得只剩一方舊址牌記。此亦為舞鶴長篇名著《餘生》之所取材。清流部落也在埔里附近，我們曾經驅車走訪，非常寥落蕭條的社區，毫不講究的草草搭建的低矮房屋，灰色調，屋簷的陰影裡是老人，路旁是小孩，小孩總有點髒兮兮的。典型的移民小鎮的淒涼感覺，健康的成人大概都外出謀生去了。

巫永福的回憶錄另外也提到一些有趣的事，譬如日本人喜歡埔里，依人口比，“埔里的日本人口應是台北市之外最多的鄉鎮”。因此之故，日據時代埔里的基礎設施也較佳，諸如水電、醫療，甚至教育、交通──有小飛機場，雖然公路尚未開通，得乘台糖小火車，到台中得花上八九個小時。即使現在，從埔里到台中，因為多山路彎，開車也得耗上一個半小時；到台北3個半至4小時，仍被稱為全台灣交通最不便的偏遠地區。但因海拔稍高，多山，涼快，多雲霧。且近日月潭，日本人仍極喜愛。最近更有大規模的退休旅遊考察團到訪，也許不乏返鄉的異鄉人，算算年歲（日本戰敗迄今61年），也許幼年時住過這裡。巫氏也寫道1917年1月埔里發生大地震，“埔里大部份簡陋古早厝都倒壞致有死傷。”1999年9月21日的921大地震情況相仿，許多人瞬間結束了人生，甚麼都來不及做。如同被關上off的接鍵，看不到明日的太陽。倖存者皆無眠，不管站在哪裡，都可以清楚感覺終夜地在抽動，彷彿餘怒未消。這大概就是古書中說的“天”的力量了。不少學校同事地震後不久就離職了（這一點都不稀奇，邊疆學校原就是驛站，年輕學者的跳板，和地震沒有絕對的關係），於我，恰似渡過另一次的成年禮。在生病的疲憊裡，最難受的是決策者愚蠢的遷校；斷垣殘壁的謊言，都市人膽小自私的嘴臉，知識工廠廠長率作業員及半成品等集體倉皇逃命的惡劣形象。

但不免被問及地域是否影響了後續的寫作。直白的說，應是這樣的問題：有沒有可能本土化？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寫實主義者，更不是個風土作家，不會刻意以居處的風土來展示認同的刻度。而且近年更明顯意識到文學畢竟是純粹的符號空間，真正的力量來源於想像力（人類心靈最大的力量之一）對不同資源的調度調和，調節思辨與激情。而居處及環境，不過是諸資源之一而已。當然這並不是說那是不重要的，但往往是極為隱蔽的，甚至私有的。我想我同意俄國流亡作家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為其飽受誤解的暢銷書《洛麗塔》（Lolita，一般被認為是寫中年男人誘姦、囚禁小女生的情色小說）後記中的解說，小說中角色演出諸情節的場所，對作者而言往往有特殊意涵，譬如是酷愛蝴蝶的他昔日捕捉到蝴蝶稀有種的山間小道，某次與親人遊憩的小山丘，“這些是小說的神經，神秘的節點和閥下協調器，小說情節由此得以連綴──雖然我非常情楚地意識到這或別的一些場景會被某些讀者一帶而過，或未被注意，甚至沒有被碰過。”（〈談談一本名叫《洛麗塔》的書〉，《洛麗塔》南京：譯林2000:325）風土必然依著情感的邏輯進入符號空間，但也許對一般讀者並無意義。那些符號，作為隱秘的記號，只會召喚擁有共同記憶的人。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隨感錄．黃錦樹．12／03／2006

所以，來打一架吧

noreply@blogspirit.com () — Mon, 20 Feb 2006 19:51:35 +0900

其實和大部分的影迷一樣，我也是先看了美國導演大衛芬奇拍的電影，才知道《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這部小說。而關於那部片子，我已經不止一次告訴朋友了，就像庫比力克的《發條橘子》，一直是我個人電影排行榜的長駐十大之一，而且已決定終生不擯棄榜外。這樣說來，我身體裡面一定也茂長了好幾叢暴力神經吧，常常看到這一類酷異電影或小說，竄湧的腎上腺素就像在體內完成一場核爆。

那麼，到底是怎樣一個把噗噗熊繪本當成床頭書不時翻讀的傢伙，又會腦充血去偏愛反社會人物，而且失心瘋到把泰勒得登（Tyler Durden）這位“鬥陣俱樂部永久會長”，奉為我這個無宗教信仰的有神論者願意認可的精神領袖之一（儘管，是小說虛擬的人物）？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心裡既纏繞拒絕長大的彼得潘情結，又同時可以世故到滿腦虛無思想，認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種宿命說法越想越覺得實在是顛撲不破得令人顫慄的真理，甚至認定根本就是那一位（套哈利波特那句：you know who）創世之時，不忘下載到人間塵世的木馬程式之一，總是讓人類不得不經驗的歡愉和悲痛，榮耀和恥辱，並蒂共生。

好吧。這肯定是我分裂人格各走極端的磁吸現象。好吧。或許彼得潘和泰勒得登其實都出自同一原型，只不過一個是被迪斯尼樂園馴化了的乖寶寶，一個是顛亂社會和病態文明雜交誕生的X世代怪胎。只不過一個對安全套毫無概念，另一個卻會讓他的女人講出：“你知道，保險套是我們這一代的玻璃鞋。遇到陌生人的時候你把它套上。你跳一整晚的舞，然後你把它丟掉。”唯一的相似是他們共有一種烏托邦天真人格，只是一個躲到他的永不島不問世事，一個帶著自毀傾向疾走人間，妄想摧毀現世一切，重建一個烏托邦。

是《鬥陣俱樂部》這部電影，讓我結交了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這位六字輩美國作家。是他，為“翻閱瑞典家具產品型錄，多於色情讀物”的X世代中產分子，搭起了鬥陣俱樂部這座暫時消解我們文明焦慮的精神聖壇。是他，介紹我們認識了泰勒這位現代福音傳播使者、新世紀麥田捕手，吸引我們出神聽他演說：“幾千年以來，人類一直在這個星球上把事情搞砸、搞臭、搞死，現在的歷史卻要我替每個人擦屁股。我得把我用過的湯罐頭洗淨壓平。還得為每一滴用過的機油負責。核能廢料、埋在土裡的汽油槽、上一代在我出生前就丟棄的毒性廢土垃圾山，這些我都得買單。所以，資源回收和速度限制都是放屁，那就像是死到臨頭才開始戒菸。”

又聽他怎麼教我們朝某種人大吼，“我們是歷史的第二胎，讓電視養大，相信我們有一天會是百萬富翁電影明星和搖滾巨星，可是我們不是。我們剛剛才知道這個事實，所以別來□□□煩我們。”

我們壓在心裡說不出來的或者模模糊糊還沒有意識出來的，泰勒說了。他啟示我們向自己的人生探底，向整個世界探底，約簡人生到一種極限狀態，於是你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也就不再害怕失去。

至於恰克帕拉尼克，我總是暱稱他“藍領恰克”，因為在寫小說成名以前，他原本是個卡車技工。這樣一個生活搏擊專家寫出來的《鬥陣俱樂部》，因此幾乎是一部沒什麼技巧到粗礪聒耳的小說，捧在手裡讀的時候，簡直像在酒吧裡聽一個躁狂症傢伙半醉地夢囈他的人生。他隨想隨說，時而用字粗鄙，時而爆出一兩句精采霹靂的獨到見解。所以你不必期望在這本書讀到華麗字眼藻生的段落。也沒有壯闊的史詩架構，會得讓人一時錯覺小說家是時光的建築師，不費一磚一瓦魔幻搭出一座巴比倫空中花園（這方面，馬奎斯可真是讓我們五體投地的建築大師呀）。

但也許這正是我喜歡這本書的原因，因為技巧那些矯飾東西越來越讓我厭煩，因為往往在我不爽的時候，也會生就一種跟自己人生撩架打的衝動。因為我相信偶爾朝自己那無趣的人生迎頭進擊，才會爆燃火花，稍稍讓鈍化的神經活轉過來，繼續探驗世間無以窮盡的可能性。

場邊閱讀．祝快樂．19／02／2006

历史感触

noreply@blogspirit.com () — Sat, 07 May 2005 12:00:00 +0900

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如果不是来了日本，对中国、对日本的认知和看法，或许没有今天的深深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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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戀櫻花下的優雅與簡樸
哈日族先行者——周作人

在日本旅行，總能領教兩個已失落的中國美學觀念，就是“優雅”與“簡樸”，今天，在中國已難有此體驗。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是中國“哈日”族的先行者，他早年留學東瀛，對日本文化推崇備至，在日本侵佔華北時曾在華北政務委員會轄下任教育署督辦，自始被視為“漢奸”。

今天，哈日的中國年輕人不少，但懂得欣賞周作人的已不多，而喜歡周作人作品的，相信會是欣賞日本文化，不止是消費掛帥的年輕人。周作人是中國近代文學界中少有的精神貴族，他追求生活的藝術、美化生活，尤其在五四時代，激情救亡壓倒一切，周作人的風格，便顯得過於“小資”了，他的日常美學觀念，是留學日本時形成。他熱愛中國古典文化，失落的缺憾最後竟然在東京生活中得到了補償。

他晚上穿著和服木履，手拿拐扙，在東京大學一帶散步，看看舊書店和地攤，周作人追求的就是這種閒適、優雅的生活感覺。日本文學家谷崎潤一郎以“冷靜”、“幽默”、“閒適”來總結對他的印象。他在《瓜豆集》中寫日式室內空間設計，正是我們今天“哈日”的暗藏動機。

“四席半一室面積才81方尺，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只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几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書卷紙張，等於一大書桌，客來遍也可坐，客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隨便臥倒，不必另備沙發，深夜從壁櫥取被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只鋪蓋衣包小几或加書籍，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燈在車後走而已。

中國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無多餘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閒之趣。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是宜於華麗而不宣於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而且還覺得清疏有致。

從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內憑窗看山，或著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雅室何須大，和室的優雅簡樸，道盡了日式空間的空靈美學觀，周作人曾說：“舖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

住過日式旅館的旅客，都會覺得這種空間運用方法是一絕，實用面積小，但變化很大，最近在國際建築界人氣甚盛的日本建築師二人組合SANAA設計的金澤21世紀美術館，不就是這種活動組合式室內設計觀念下產生的展覽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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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二弟周作人（1885-1967）
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

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原名柵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緩，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周遐壽等。浙江紹興人，是魯迅最器重的二弟。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受過高等教育，對中國文化深有研究。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回中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並從事散文、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周作人大力推介日本俳句聖手松尾芭焦作品來中國，數十年來不斷翻譯日本文學名著《平家物語》、《枕草子》、明治時代詩人石川琢木作品及校定日本古典文學鉅著《源氏物語》。

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

在他的影響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第一次中國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思想漸離時代主流，主張“閉戶讀書”。

30年代提倡閒適幽默的小品文，沉溺於“草木蟲魚”的狹小天地。此時直至40年代所寫的散文，格調“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影響也日益縮小。

抗日戰爭爆發後，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偽職。1945年以叛國罪被判刑入獄，1949年出獄，後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苦口甘口》、《過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論著《歐洲文學史》，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另有多種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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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失去精神信念太陽國尋文化補償

為什麼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失落之補償？是因為中國人在物質文明方面的傳統已經失落，在生活、美學、趣味，除了“品牌”、“錢” 、“身分”之外，還有什麼價值信念去支撐？

你問當代人民企業CEO、上海浦東海歸精英，甚至文化官員，什麼叫“優雅”、什麼叫“簡樸”，他們大多一面茫然，致力為中國人重建生活品味的周作人，因為政治原因一生背著漢奸之名，在文革時曾哀求公安賜安眠藥求一死，1967年他住的小屋不准掛窗帘，紅衛兵要向陌生人展示生活趣味大師的生活。

1952年66歲生日，他在日記中寫下一句“壽則多辱”，到80大壽時將這四字刻成印章，一語成讖。周作人有豐富的國學修養，在日本文化中找到了早已失落的傳統。他早年應邀清華講學推介日本松尾芭蕉的俳句，因為這些日本短詩清淡、雋永及有禪意。

松尾芭蕉在月色下一邊行一邊念：“中秋明月下，信步繞著池塘轉，夜色漸白矣”，周作人在旁邊，點頭微笑說：“言不盡意，餘韻無窮”。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明報》劉細良
updated:2005-04-08 00:00:02 MYT

殖民地國家文學

noreply@blogspirit.com () — Fri, 18 Feb 2005 14:13:06 +0900

關於國家文學，其實也可以繞道參考台灣日據時代（1895～1945）的被殖民地經驗。

甲午一役，清廷慘敗，而有割台之議。此後開啟了台灣殊異於老中國的近代經驗。台灣漢人的文學史，以沈光文（1612～1688）被颱風吹到台灣（1651）為象徵的起點，其後從鄭成功身邊的孤臣孽子，明鄭亡後清廷派駐的官紳，與及在地的讀書人，漢詩文的傳承達兩百多年（1652～1895）。已經不算是個短小的文學傳統。乙未割台後，傳統漢詩文的傳承其實沒有遽絕，即使到1937年殖民地政府禁絕中文媒體、全面禁止中文（包括漢詩文及白話文）的發表，也不過是讓它轉入地下化。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最有趣而複雜的地方在於，傳統漢文一方面受到異文化（挾殖民帝國之國家機器）的強勢壓制，一方面恰逢大陸新文化運動衝擊，而遭遇白話文學的挑戰。但殖民同化的影響則是絕對的，創造出一幅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觀。

藉著現代國民教育體制（尤其是日語國民小學），使得日語得以普遍化，且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國語”被推行。相應的是以日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公學校（中學），均以精心設計的課程引導學生認同殖民母國的歷史文化，此二者構成了殖民地國民教育的大體。更甚者，熟黯日語成了進入殖民地官僚體制的必要條件──雖然，像樣的位子都預先保留給日本人（龍瑛宗的短篇傑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有深刻的剖析）。由於日語教育攸關台人子弟的出路（就政策面來說，這是利誘），不難想見隨著殖民統治的深化，時間拉長了，受日語教育、熟黯日文成了大部份台人的選擇，是典型的大勢所趨1。隨著印刷資本主義的成熟，漸漸的，殖民地台灣文學公共領域分裂成三塊──日文（包括在台日人的日文文學）、白話文、傳統漢詩文。往日本的留學之路也敞開了，1931年王白淵日文詩集《荊道》在日本出版，標誌了台人日語文學的初成；三年後（1934）楊逵〈送報伕〉之在日本文壇獲獎，更是指標性的事件。

而台灣的日據時代，其實像個文化與認同的實驗室。在異族異國統治下，台灣漢人經歷著宛如身在異國的經驗，漢文化不再是主導文化。更致命的是，那同時是台灣人的現代經驗，日本的殖民統治是以它在東亞優勢的現代化為條件，因而日語日文及一切日本事物都成了進步、現代性的象徵；反之，就現代經驗（無論新舊文）而言，中文瞠乎其後。

多元文化情境下，漢人的歷史類型出現了。孤臣孽子或抗日分子或逃往中國，或死於抗日；文化遺民則以文化為抵抗，以漢文或日語（如左翼文人楊逵）。前二者都難免認同台灣故鄉及中國祖國。但確實出現了純日本認同者（並不妨是日台雙鄉2），即是所謂的皇民世代。皇民者，殖民地忠誠的日本國民也。相應的文學一般被稱為皇民文學。而皇民文學，或許應正名為殖民地國家文學。

1941～1945年被稱為皇民文學時期，1937年日軍侵華後，殖民地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所謂的決戰時期，殖民政府強化殖民同化政策，包括推動改姓名運動，如吳濁流小說〈先生媽〉中藉當事人之口道出的，“改姓名就是台灣人無上的光榮，家庭同日本人的一樣，沒有遜色。一旦改了姓名，和日本人一樣，絲毫無差別”（《吳濁流集》前衛，1991:31）。參與改姓名的，大部份也許是唯利是圖的投機分子，但部份可以理解成是日本殖民地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產品──尤其是學者所謂的戰爭期世代（1920～1930年間出生的台灣人），嚴苛一點說，皇民世代。人格長期深受皇民化運動影響，成長在以日語為主導的環境裡，享受殖民地現代化的成果，世界觀並被該環境型塑。而中國認同被國家機器有意的切斷了。這世代的孑遺，而今仍存活的代表人物，即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日據時代他是皇民，有個日本名字岩里政男。其兄岩里政則死於太平洋戰爭，迄今奉祀於日本靖國神社。這一世代的台灣人，其雙鄉是日台雙鄉。

從皇民可以揣想皇民文學。其中兩個代表人物是周金波（代表作〈志願兵〉）和陳火泉（代表作〈道〉），前者寫出了皇民世代走向志願兵的心路歷程，後者刻劃台灣人通往皇民的心路，困於身份認同的苦惱：“菊是菊。花是櫻。難道牡丹終究不是花嗎！我等島人畢竟不是皇民嗎?啊，終究不是人嗎？”殖民政策下被塑造為次等民族的台灣人，心理結構也被殘缺化，企圖成為天皇子民那種高等華人。戰時體制下，志願兵是殖民政府提供的捷徑。據學者研究，台人對1938年後實施的志願兵制反應十分熱烈，而他們被派赴的戰場，首先是中國，其次是南洋。以當時的時勢，從國家的立場，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愛國者。而且其時也沒有人預見日本會戰敗──設使日本贏了，其前程之美好可想而知。殖民地國家文學的情況也類似，在當時是最政治正確的，時移勢往，卻不免難堪。但如果日本沒有敗於二戰，情況就另當別論了。

尾崎秀樹的開創性著作《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1971，1991）最近譯成中文在台北出版（人間出版社，2004）。以左翼的關懷，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同情的理解被殖民者的心靈創傷。作者以廣闊的視野聯接二戰前日本的幾個殖民地的文化生產──台灣、滿洲國、朝鮮。尾崎把殖民地被殖民者的日語文學的種種現象均視為殖民地的傷痕，但不同地區的歷史確實告訴我們，（殖民）教育確實會創造出不同的人，準族群。不同的殖民者以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宗教，創造出分歧的被殖民者，而殖民地國家文學，是其悲哀的見證。

注：
1.相應的，乙未割台後，大批漢人內渡。2.日據時代的殖民經驗造成台灣人產生兩種雙鄉的可能。台灣可做為日本或中國的延伸。

隨感錄．黃錦樹
2005-02-13
《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