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aste of Others

 小鎮，甚至這個縣，當然不乏寫作者。此地文史工作者、地方藝術家也並不少，但我只有剛來的那兩年被拉去應酬，此後多年皆無往來。畢竟應酬只是浪費時間，一如我和學校的同事在諸多事情後再也沒有私人的往來。我也自認是個客人，並不屬於任何在地的群體。雖被譽為全台“最宜人居”處，有最好的水、空氣和陽光，但並不是個文化積累豐厚的地方。

雖然部份台地有石器時代的遺跡出土，但畢竟是上古遺跡。此地的開發還是日據時代以來的事，不過百年。出生於埔里殷實之家的日據時代作家巫永福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1913年我出生於日治台中州能高郡埔里社街八十五番地，清朝時代稱為大埔城東門，即今之南投縣埔里鎮東門里，台灣公路局埔里總站後面的小巷內。”（《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台北：望春風，2003：12）那地方搭公車離開埔里總會經過，如今已破落不堪。巫氏家族的產業當然不會侷限於此一隅。他出生時，距日本殖民台灣（始於1895）不到20年，那時埔里正緩慢的開發中。巫氏的回憶錄告訴我們，自其曾祖發跡於魚池（埔里鄰鄉，因其曾祖大宅之護城濠溝而得名），父親經商發跡於埔里，但他們生活的年代，基本上是在獵人頭的陰影裡──“母親……往東門外十一份、水頭、枇杷城原始林，撿柴回家自用，此地與住內大林、過坑的布農人較近，埔里人稱其為南蕃，常在十一份、水頭仔、枇杷城出草殺人，埔里人備受威脅。另在北門城外蜈蚣崙庄、對面眉原社住有泰雅族人，埔里人稱之為北蕃，常在對面的蜈蚣崙庄、大湳庄、守城份、虎仔耳庄出草殺人，埔里人備受威脅。為防蕃害，大埔城埔里街周圍建有大濠溝，並種刺竹為城，設東西南北門，各門設吊橋，定早時6點放下，下午5點收橋。”（《我的風霜歲月》19）文中所述的南蕃北蕃出沒處，我都住過，暨大及其週邊應係前者（南蕃舊獵場）；現在的居處比大湳守城還更郊外些，屬昔之北蕃出沒處。──那時的埔里比現在小得多，或者說，屬於原住民的部份多一些。這裡臨近中央山脈，一直延伸到花蓮宜蘭山區，都是原住民的大本營。自日本據台之後，漢人的武力抗爭之外，從1897年迄1930年爆發霧社事件止，泰雅族原住民的抗爭一直延續著。而霧社正離這兒不遠，海拔較高，確實涼爽多霧。住虎山期間，夜裡常享受霧社吹來的陣陣帶著霧氣的沁人涼風。經過50年的日治，原住民基本上遠遠的退到山上去了。少數住在鎮上的，也融入了漢人的現代社區。

霧社事件讓6個武力抗日的泰雅族部落幾遭滅族之痛，倖存者被遷於附近的川中島（國民黨來台後改名清流部落）監控安置，立餘生紀念碑一座。餘生兩字，簡勁直接而哀傷，堪稱神來之筆。令人想起大陸小說家李銳的長篇《舊址》，一個繁盛富裕的大家族被大革命摧殘得只剩一方舊址牌記。此亦為舞鶴長篇名著《餘生》之所取材。清流部落也在埔里附近，我們曾經驅車走訪，非常寥落蕭條的社區，毫不講究的草草搭建的低矮房屋，灰色調，屋簷的陰影裡是老人，路旁是小孩，小孩總有點髒兮兮的。典型的移民小鎮的淒涼感覺，健康的成人大概都外出謀生去了。

巫永福的回憶錄另外也提到一些有趣的事，譬如日本人喜歡埔里，依人口比，“埔里的日本人口應是台北市之外最多的鄉鎮”。因此之故，日據時代埔里的基礎設施也較佳，諸如水電、醫療，甚至教育、交通──有小飛機場，雖然公路尚未開通，得乘台糖小火車，到台中得花上八九個小時。即使現在，從埔里到台中，因為多山路彎，開車也得耗上一個半小時；到台北3個半至4小時，仍被稱為全台灣交通最不便的偏遠地區。但因海拔稍高，多山，涼快，多雲霧。且近日月潭，日本人仍極喜愛。最近更有大規模的退休旅遊考察團到訪，也許不乏返鄉的異鄉人，算算年歲（日本戰敗迄今61年），也許幼年時住過這裡。巫氏也寫道1917年1月埔里發生大地震，“埔里大部份簡陋古早厝都倒壞致有死傷。”1999年9月21日的921大地震情況相仿，許多人瞬間結束了人生，甚麼都來不及做。如同被關上off的接鍵，看不到明日的太陽。倖存者皆無眠，不管站在哪裡，都可以清楚感覺終夜地在抽動，彷彿餘怒未消。這大概就是古書中說的“天”的力量了。不少學校同事地震後不久就離職了（這一點都不稀奇，邊疆學校原就是驛站，年輕學者的跳板，和地震沒有絕對的關係），於我，恰似渡過另一次的成年禮。在生病的疲憊裡，最難受的是決策者愚蠢的遷校；斷垣殘壁的謊言，都市人膽小自私的嘴臉，知識工廠廠長率作業員及半成品等集體倉皇逃命的惡劣形象。

但不免被問及地域是否影響了後續的寫作。直白的說，應是這樣的問題：有沒有可能本土化？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寫實主義者，更不是個風土作家，不會刻意以居處的風土來展示認同的刻度。而且近年更明顯意識到文學畢竟是純粹的符號空間，真正的力量來源於想像力（人類心靈最大的力量之一）對不同資源的調度調和，調節思辨與激情。而居處及環境，不過是諸資源之一而已。當然這並不是說那是不重要的，但往往是極為隱蔽的，甚至私有的。我想我同意俄國流亡作家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為其飽受誤解的暢銷書《洛麗塔》（Lolita，一般被認為是寫中年男人誘姦、囚禁小女生的情色小說）後記中的解說，小說中角色演出諸情節的場所，對作者而言往往有特殊意涵，譬如是酷愛蝴蝶的他昔日捕捉到蝴蝶稀有種的山間小道，某次與親人遊憩的小山丘，“這些是小說的神經，神秘的節點和閥下協調器，小說情節由此得以連綴──雖然我非常情楚地意識到這或別的一些場景會被某些讀者一帶而過，或未被注意，甚至沒有被碰過。”（〈談談一本名叫《洛麗塔》的書〉，《洛麗塔》南京：譯林2000:325）風土必然依著情感的邏輯進入符號空間，但也許對一般讀者並無意義。那些符號，作為隱秘的記號，只會召喚擁有共同記憶的人。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隨感錄．黃錦樹．12／03／2006

其實和大部分的影迷一樣，我也是先看了美國導演大衛芬奇拍的電影，才知道《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這部小說。而關於那部片子，我已經不止一次告訴朋友了，就像庫比力克的《發條橘子》，一直是我個人電影排行榜的長駐十大之一，而且已決定終生不擯棄榜外。這樣說來，我身體裡面一定也茂長了好幾叢暴力神經吧，常常看到這一類酷異電影或小說，竄湧的腎上腺素就像在體內完成一場核爆。

那麼，到底是怎樣一個把噗噗熊繪本當成床頭書不時翻讀的傢伙，又會腦充血去偏愛反社會人物，而且失心瘋到把泰勒得登（Tyler Durden）這位“鬥陣俱樂部永久會長”，奉為我這個無宗教信仰的有神論者願意認可的精神領袖之一（儘管，是小說虛擬的人物）？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心裡既纏繞拒絕長大的彼得潘情結，又同時可以世故到滿腦虛無思想，認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種宿命說法越想越覺得實在是顛撲不破得令人顫慄的真理，甚至認定根本就是那一位（套哈利波特那句：you know who）創世之時，不忘下載到人間塵世的木馬程式之一，總是讓人類不得不經驗的歡愉和悲痛，榮耀和恥辱，並蒂共生。

好吧。這肯定是我分裂人格各走極端的磁吸現象。好吧。或許彼得潘和泰勒得登其實都出自同一原型，只不過一個是被迪斯尼樂園馴化了的乖寶寶，一個是顛亂社會和病態文明雜交誕生的X世代怪胎。只不過一個對安全套毫無概念，另一個卻會讓他的女人講出：“你知道，保險套是我們這一代的玻璃鞋。遇到陌生人的時候你把它套上。你跳一整晚的舞，然後你把它丟掉。”唯一的相似是他們共有一種烏托邦天真人格，只是一個躲到他的永不島不問世事，一個帶著自毀傾向疾走人間，妄想摧毀現世一切，重建一個烏托邦。

是《鬥陣俱樂部》這部電影，讓我結交了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這位六字輩美國作家。是他，為“翻閱瑞典家具產品型錄，多於色情讀物”的X世代中產分子，搭起了鬥陣俱樂部這座暫時消解我們文明焦慮的精神聖壇。是他，介紹我們認識了泰勒這位現代福音傳播使者、新世紀麥田捕手，吸引我們出神聽他演說：“幾千年以來，人類一直在這個星球上把事情搞砸、搞臭、搞死，現在的歷史卻要我替每個人擦屁股。我得把我用過的湯罐頭洗淨壓平。還得為每一滴用過的機油負責。核能廢料、埋在土裡的汽油槽、上一代在我出生前就丟棄的毒性廢土垃圾山，這些我都得買單。所以，資源回收和速度限制都是放屁，那就像是死到臨頭才開始戒菸。”

又聽他怎麼教我們朝某種人大吼，“我們是歷史的第二胎，讓電視養大，相信我們有一天會是百萬富翁電影明星和搖滾巨星，可是我們不是。我們剛剛才知道這個事實，所以別來□□□煩我們。”

我們壓在心裡說不出來的或者模模糊糊還沒有意識出來的，泰勒說了。他啟示我們向自己的人生探底，向整個世界探底，約簡人生到一種極限狀態，於是你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也就不再害怕失去。

至於恰克帕拉尼克，我總是暱稱他“藍領恰克”，因為在寫小說成名以前，他原本是個卡車技工。這樣一個生活搏擊專家寫出來的《鬥陣俱樂部》，因此幾乎是一部沒什麼技巧到粗礪聒耳的小說，捧在手裡讀的時候，簡直像在酒吧裡聽一個躁狂症傢伙半醉地夢囈他的人生。他隨想隨說，時而用字粗鄙，時而爆出一兩句精采霹靂的獨到見解。所以你不必期望在這本書讀到華麗字眼藻生的段落。也沒有壯闊的史詩架構，會得讓人一時錯覺小說家是時光的建築師，不費一磚一瓦魔幻搭出一座巴比倫空中花園（這方面，馬奎斯可真是讓我們五體投地的建築大師呀）。

但也許這正是我喜歡這本書的原因，因為技巧那些矯飾東西越來越讓我厭煩，因為往往在我不爽的時候，也會生就一種跟自己人生撩架打的衝動。因為我相信偶爾朝自己那無趣的人生迎頭進擊，才會爆燃火花，稍稍讓鈍化的神經活轉過來，繼續探驗世間無以窮盡的可能性。

場邊閱讀．祝快樂．19／02／2006

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如果不是来了日本，对中国、对日本的认知和看法，或许没有今天的深深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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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戀櫻花下的優雅與簡樸
哈日族先行者——周作人

在日本旅行，總能領教兩個已失落的中國美學觀念，就是“優雅”與“簡樸”，今天，在中國已難有此體驗。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是中國“哈日”族的先行者，他早年留學東瀛，對日本文化推崇備至，在日本侵佔華北時曾在華北政務委員會轄下任教育署督辦，自始被視為“漢奸”。

今天，哈日的中國年輕人不少，但懂得欣賞周作人的已不多，而喜歡周作人作品的，相信會是欣賞日本文化，不止是消費掛帥的年輕人。周作人是中國近代文學界中少有的精神貴族，他追求生活的藝術、美化生活，尤其在五四時代，激情救亡壓倒一切，周作人的風格，便顯得過於“小資”了，他的日常美學觀念，是留學日本時形成。他熱愛中國古典文化，失落的缺憾最後竟然在東京生活中得到了補償。

他晚上穿著和服木履，手拿拐扙，在東京大學一帶散步，看看舊書店和地攤，周作人追求的就是這種閒適、優雅的生活感覺。日本文學家谷崎潤一郎以“冷靜”、“幽默”、“閒適”來總結對他的印象。他在《瓜豆集》中寫日式室內空間設計，正是我們今天“哈日”的暗藏動機。

“四席半一室面積才81方尺，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只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几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書卷紙張，等於一大書桌，客來遍也可坐，客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隨便臥倒，不必另備沙發，深夜從壁櫥取被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只鋪蓋衣包小几或加書籍，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燈在車後走而已。

中國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無多餘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閒之趣。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是宜於華麗而不宣於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而且還覺得清疏有致。


從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內憑窗看山，或著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雅室何須大，和室的優雅簡樸，道盡了日式空間的空靈美學觀，周作人曾說：“舖席糊窗，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


住過日式旅館的旅客，都會覺得這種空間運用方法是一絕，實用面積小，但變化很大，最近在國際建築界人氣甚盛的日本建築師二人組合SANAA設計的金澤21世紀美術館，不就是這種活動組合式室內設計觀念下產生的展覽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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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二弟周作人（1885-1967）
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


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原名柵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緩，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周遐壽等。浙江紹興人，是魯迅最器重的二弟。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受過高等教育，對中國文化深有研究。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回中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並從事散文、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周作人大力推介日本俳句聖手松尾芭焦作品來中國，數十年來不斷翻譯日本文學名著《平家物語》、《枕草子》、明治時代詩人石川琢木作品及校定日本古典文學鉅著《源氏物語》。


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

在他的影響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第一次中國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思想漸離時代主流，主張“閉戶讀書”。

30年代提倡閒適幽默的小品文，沉溺於“草木蟲魚”的狹小天地。此時直至40年代所寫的散文，格調“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影響也日益縮小。

抗日戰爭爆發後，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偽職。1945年以叛國罪被判刑入獄，1949年出獄，後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苦口甘口》、《過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論著《歐洲文學史》，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另有多種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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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失去精神信念 太陽國尋文化補償

為什麼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失落之補償？是因為中國人在物質文明方面的傳統已經失落，在生活、美學、趣味，除了“品牌”、“錢” 、“身分”之外，還有什麼價值信念去支撐？

你問當代人民企業CEO、上海浦東海歸精英，甚至文化官員，什麼叫“優雅”、什麼叫“簡樸”，他們大多一面茫然，致力為中國人重建生活品味的周作人，因為政治原因一生背著漢奸之名，在文革時曾哀求公安賜安眠藥求一死，1967年他住的小屋不准掛窗帘，紅衛兵要向陌生人展示生活趣味大師的生活。

1952年66歲生日，他在日記中寫下一句“壽則多辱”，到80大壽時將這四字刻成印章，一語成讖。周作人有豐富的國學修養，在日本文化中找到了早已失落的傳統。他早年應邀清華講學推介日本松尾芭蕉的俳句，因為這些日本短詩清淡、雋永及有禪意。

松尾芭蕉在月色下一邊行一邊念：“中秋明月下，信步繞著池塘轉，夜色漸白矣”，周作人在旁邊，點頭微笑說：“言不盡意，餘韻無窮”。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明報》劉細良
updated:2005-04-08 00:00:02 MYT

關於國家文學，其實也可以繞道參考台灣日據時代（1895～1945）的被殖民地經驗。

甲午一役，清廷慘敗，而有割台之議。此後開啟了台灣殊異於老中國的近代經驗。台灣漢人的文學史，以沈光文（1612～1688）被颱風吹到台灣（1651）為象徵的起點，其後從鄭成功身邊的孤臣孽子，明鄭亡後清廷派駐的官紳，與及在地的讀書人，漢詩文的傳承達兩百多年（1652～1895）。已經不算是個短小的文學傳統。乙未割台後，傳統漢詩文的傳承其實沒有遽絕，即使到1937年殖民地政府禁絕中文媒體、全面禁止中文（包括漢詩文及白話文）的發表，也不過是讓它轉入地下化。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最有趣而複雜的地方在於，傳統漢文一方面受到異文化（挾殖民帝國之國家機器）的強勢壓制，一方面恰逢大陸新文化運動衝擊，而遭遇白話文學的挑戰。但殖民同化的影響則是絕對的，創造出一幅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觀。

藉著現代國民教育體制（尤其是日語國民小學），使得日語得以普遍化，且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國語”被推行。相應的是以日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公學校（中學），均以精心設計的課程引導學生認同殖民母國的歷史文化，此二者構成了殖民地國民教育的大體。更甚者，熟黯日語成了進入殖民地官僚體制的必要條件──雖然，像樣的位子都預先保留給日本人（龍瑛宗的短篇傑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有深刻的剖析）。由於日語教育攸關台人子弟的出路（就政策面來說，這是利誘），不難想見隨著殖民統治的深化，時間拉長了，受日語教育、熟黯日文成了大部份台人的選擇，是典型的大勢所趨1。隨著印刷資本主義的成熟，漸漸的，殖民地台灣文學公共領域分裂成三塊──日文（包括在台日人的日文文學）、白話文、傳統漢詩文。往日本的留學之路也敞開了，1931年王白淵日文詩集《荊道》在日本出版，標誌了台人日語文學的初成；三年後（1934）楊逵〈送報伕〉之在日本文壇獲獎，更是指標性的事件。

而台灣的日據時代，其實像個文化與認同的實驗室。在異族異國統治下，台灣漢人經歷著宛如身在異國的經驗，漢文化不再是主導文化。更致命的是，那同時是台灣人的現代經驗，日本的殖民統治是以它在東亞優勢的現代化為條件，因而日語日文及一切日本事物都成了進步、現代性的象徵；反之，就現代經驗（無論新舊文）而言，中文瞠乎其後。

多元文化情境下，漢人的歷史類型出現了。孤臣孽子或抗日分子或逃往中國，或死於抗日；文化遺民則以文化為抵抗，以漢文或日語（如左翼文人楊逵）。前二者都難免認同台灣故鄉及中國祖國。但確實出現了純日本認同者（並不妨是日台雙鄉2），即是所謂的皇民世代。皇民者，殖民地忠誠的日本國民也。相應的文學一般被稱為皇民文學。而皇民文學，或許應正名為殖民地國家文學。

1941～1945年被稱為皇民文學時期，1937年日軍侵華後，殖民地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所謂的決戰時期，殖民政府強化殖民同化政策，包括推動改姓名運動，如吳濁流小說〈先生媽〉中藉當事人之口道出的，“改姓名就是台灣人無上的光榮，家庭同日本人的一樣，沒有遜色。一旦改了姓名，和日本人一樣，絲毫無差別”（《吳濁流集》前衛，1991:31）。參與改姓名的，大部份也許是唯利是圖的投機分子，但部份可以理解成是日本殖民地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產品──尤其是學者所謂的戰爭期世代（1920～1930年間出生的台灣人），嚴苛一點說，皇民世代。人格長期深受皇民化運動影響，成長在以日語為主導的環境裡，享受殖民地現代化的成果，世界觀並被該環境型塑。而中國認同被國家機器有意的切斷了。這世代的孑遺，而今仍存活的代表人物，即是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日據時代他是皇民，有個日本名字岩里政男。其兄岩里政則死於太平洋戰爭，迄今奉祀於日本靖國神社。這一世代的台灣人，其雙鄉是日台雙鄉。

從皇民可以揣想皇民文學。其中兩個代表人物是周金波（代表作〈志願兵〉）和陳火泉（代表作〈道〉），前者寫出了皇民世代走向志願兵的心路歷程，後者刻劃台灣人通往皇民的心路，困於身份認同的苦惱：“菊是菊。花是櫻。難道牡丹終究不是花嗎！我等島人畢竟不是皇民嗎?啊，終究不是人嗎？”殖民政策下被塑造為次等民族的台灣人，心理結構也被殘缺化，企圖成為天皇子民那種高等華人。戰時體制下，志願兵是殖民政府提供的捷徑。據學者研究，台人對1938年後實施的志願兵制反應十分熱烈，而他們被派赴的戰場，首先是中國，其次是南洋。以當時的時勢，從國家的立場，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愛國者。而且其時也沒有人預見日本會戰敗──設使日本贏了，其前程之美好可想而知。殖民地國家文學的情況也類似，在當時是最政治正確的，時移勢往，卻不免難堪。但如果日本沒有敗於二戰，情況就另當別論了。

尾崎秀樹的開創性著作《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1971，1991）最近譯成中文在台北出版（人間出版社，2004）。以左翼的關懷，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同情的理解被殖民者的心靈創傷。作者以廣闊的視野聯接二戰前日本的幾個殖民地的文化生產──台灣、滿洲國、朝鮮。尾崎把殖民地被殖民者的日語文學的種種現象均視為殖民地的傷痕，但不同地區的歷史確實告訴我們，（殖民）教育確實會創造出不同的人，準族群。不同的殖民者以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宗教，創造出分歧的被殖民者，而殖民地國家文學，是其悲哀的見證。

注：
1.相應的，乙未割台後，大批漢人內渡。2.日據時代的殖民經驗造成台灣人產生兩種雙鄉的可能。台灣可做為日本或中國的延伸。

隨感錄．黃錦樹
2005-02-13
《星洲日報》